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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0, Vol. 32 Issue (4): 27-35  DOI: 10.3969/j.issn.1673-8268.2020.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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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復制中英文]

何培育, 蔣啟蒙。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權保護路徑探析——兼評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權第一案[J]. 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0, 32(4): 27-35. DOI: 10.3969/j.issn.1673-8268.2020.04.004. [復制中文]
HE Peiyu, JIANG Qimeng. Analysis on the Copyright Protection Path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Concurrent Comment on the First Case of Copyright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0, 32(4): 27-35. DOI: 10.3969/j.issn.1673-8268.2020.04.004. [復制英文]

基金項目

重慶市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權保護研究(CYS18318)

作者簡介

何培育(1983-),男,河南洛陽人,教授,碩士生導師,法學博士,西南政法大學博士后,主要從事知識產權法研究; 蔣啟蒙(1995-),男,重慶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知識產權法研究。

文章歷史

收稿日期: 2019-12-11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權保護路徑探析——兼評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權第一案
何培育 , 蔣啟蒙     
重慶理工大學 知識產權學院,重慶 400054
摘要: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對傳統著作權制度帶來了顯著的沖擊。以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權第一案為例,通過審視作品構成要件判斷標準發現,獨創性始終貫徹以人類作者為中心的評價標準,同時,智力成果要件則是認定人工智能生成物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作品與否的重要標準。從人類是否實際參與作品的創作過程來看,多數人工智能生成物不構成作品,而保護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價值追求與鄰接權制度的基本理念相適應,且鄰接權制度的擴張趨勢也為把人工智能生成物納入其保護范疇創造了機會。建議立法通過擴張鄰接權制度的權利內容與客體類型以對人工智能生成物提供必要保護。而在當前階段,反不正當競爭法可以為人工智能生成物相關利益主體提供一定限度的過渡保護。
關鍵詞人工智能生成物    著作權法    獨創性    智力成果    鄰接權    
一、引言

2017年7月,國務院發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其明確指出:“需要制定促進人工智能發展的法律法規和倫理規范,建立人工智能技術標準和知識產權體系……加強人工智能領域的知識產權保護,促進人工智能創新成果的知識產權化?!?與此同時,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也引發了人們的關注,如何在現行知識產權法體系下通過法律解釋與適用方法為人工智能生成物提供司法保護路徑以促進人工智能產業之發展成為學界研究的重點。2019年4月25日,北京互聯網法院在北京菲林律師事務所訴北京百度網訊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權侵權糾紛一案中首次對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品屬性、主體適格以及權利歸屬等問題作出了司法回應。法院認為:第一,從生成過程來看,計算機軟件智能生成的法律分析報告符合文字作品的形式要求,其獨創性體現于對相關數據的選擇、判斷、分析之上;第二,作品須由自然人創作完成,而該分析報告系計算機軟件利用原告輸入的關鍵詞與算法、規則和模版的結合形成,并非自然人創作,即使具有獨創性,仍然不屬于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法院還進一步認為,盡管分析報告不構成作品,但并非意味著可以進入公有領域且被公眾自由使用,分析報告凝結了軟件開發者和使用者的智慧,具有傳播價值……因此,應當激勵軟件使用者的使用和傳播行為,賦予其享有分析報告的相關權益。由于該案系法院首次對人工智能生成物法律問題做出的司法回應,故被業界稱之為“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權第一案”(以下簡稱“菲林案”)[1]。值得注意的是,菲林案中的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基于計算機軟件利用大數據與算法完成,是典型的弱人工智能生成內容,法院對生成物作品屬性的認定與保護方式的選擇問題引發了筆者的兩點思考:第一,在作品構成要件判斷過程中,究竟應該何時考慮著作權主體因素?第二,法院在否定生成報告的作品屬性后所主張的“相關權益”到底屬于何種權利,法律應該怎樣去保護這種“相關權益”?討論上述問題既是對《規劃》中所指出的“加強人工智能領域知識產權保護”以及“人工智能創新成果知識產權化”兩大要求所作出的制度回應,又是從知識產權基本理論層面探索人工智能生成物能否納入現行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保護的必由之路。對此,筆者擬結合學界關于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權問題的前沿動態以及知識產權法的基本理論, 探尋人工智能生成物知識產權法保護的合理路徑,為促進人工智能產業發展尋求制度保障。

① 參見《國務院關于印發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的通知》(國發〔2017〕35號)中第五部分“保障措施”。

① 參見北京互聯網法院(2018)京0491民初239號民事判決書。

② 一般認為,人工智能可分為強人工智能與弱人工智能,強人工智能是指具有自我意識、自主學習、自主決策能力的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是指各種模擬人或動物智能解決問題的技術,包括機器學習、人工神經網絡、機器視覺等。(參見莫宏偉:《強人工智能與弱人工智能的倫理問題思考》,《科學與社會》2018年第1期,第14-24頁)

二、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權保護之論爭

由計算機或機器生成的成果可以根據技術的智能化程度劃分為非人工智能生成物、弱人工智能生成物以及強人工智能生成物三種情形,其中,非人工智能生成物多出現于現實生活中作者以計算機或機器設備作為工具完成創作的情形,如攝影作品、電影或類電作品等,這屬于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且受到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類型。同時,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機器的智能化程度逐漸提高,人工智能開始具備參與人類的作品創作活動,甚至獨立生成具備作品外觀形式的生成物的能力。對此,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權問題逐漸成為學界討論的焦點。

從研究脈絡來看,目前學界對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權問題的研究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討論強人工智能技術背景下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構成作品及相應的權利保護模式選擇[2-3]。就生成物是否構成作品問題,分為肯定說和否定說兩種觀點,前者主要是在法解釋學或批判著作權基本理論的基礎上,對人工智能生成物構成作品的主體因素或作品所表達的思想情感問題等作出解釋。主要觀點歸納如下:第一,從法解釋學與法擬制技術出發,將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設計者、訓練者或所有者等相關利益主體視為作者,并認為作品表達的思想情感是相關利益主體的意志或思想情感的表達[4-5]。第二,反對獨創性主觀判斷標準,主張獨創性判斷本是一種客觀的、外在的過程,不應考慮“作品是否系作者所獨立完成的智力成果”“作品是否表達作者的思想情感”等與人相關的主觀要素,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外在表達只需滿足作品外觀屬性即構成作品[6-8]。第三,主張著作權作者中心主義理念的轉變[9],反對作品需要表達作者的思想情感的觀點,提倡“作者不是作品的構建者,讀者才是作品的詮釋者”[10],從而將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思想情感解釋為讀者對生成物的理解與詮釋而非人工智能自身的表達。相反,否定說大多認為,當下人工智能生成物雖有作品之外觀,但實為數據與算法的產物,無法體現創作者個性,不應認定為作品[11-12]。

進一步地,在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品爭議基礎上,權利保護的路徑選擇主要分為如下幾種方式:第一,特殊作品制度保護模式,即參照適用法人作品、職務作品、雇傭作品等制度保護人工智能生成物,并由人工智能相關權益主體享有著作權[3];第二,一般作品制度保護模式,將人工智能的所有權人、使用者等主體擬制為作者,并根據著作權法作品的一般規則進行保護[13];第三,鄰接權保護模式,否定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品屬性并主張采用鄰接權制度提供保護[12, 14];第四,特殊著作權制度保護模式,比較研究歐盟數據庫保護制度、英國計算機生成作品制度以對人工智能生成物保護問題提供借鑒與啟示[15];第五,民法孳息保護模式,該說認為現行著作權法難以保護人工智能生成物,主張回歸民法孳息理論認定生成物歸屬問題[16-17]。

在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權研究的第二階段,學界開始對以強人工智能乃至超人工智能為技術背景而展開的法學研究現象提出了質疑:對以超前技術所假想的法學問題進行研究并無現實意義,人工智能的法學研究應當回歸理性。劉艷紅教授認為,目前“人工智能并未對法律基礎理論、法學基本教義提出挑戰”,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知識產權問題只是著作權法的適用問題,“將研究對象拓展至強人工智能,則不僅跨越時代,而且忽視了一系列尚未深入討論的前提性問題”[18]。李琛教授認為,“法律不能領先于社會現實,以猜想為基礎,對人工智能法律問題提出過于瑣細的規則設計,沒有太大價值”[19]。王遷教授認為,無論強人工智能時代是否到來,那個時代將要發生的事情不應當成為法學研究的對象,而目前沒有爭議的是人工智能可獨立生成表面上與作品無異的內容這一事實,對此探討是否構成作品,才是有意義的[20]。因此,針對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權問題應當回歸于弱人工智能背景,并基于此展開作品屬性及權屬分配的研究才是當下應當討論的議題。

法律是對技術發展的一種社會反映??茖W技術對法律調整范圍、法律體系、法律內容和原理具有重要影響[21]。相反,法律又通過產權界定、行為的規制來促進有利于社會的某個領域的發展[22]。法學研究不宜過多領先于技術的發展,依據未來尚無法確定能否實現以及何時實現的技術而展開法學研究的意義不大。之前的網絡著作權問題、3D打印著作權問題等也都是在技術真正實現后再展開的著作權法律適用問題的研究,對人工智能著作權問題的類似研究也不宜脫離技術發展實際。目前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尚處于弱人工智能時代,并未對現有著作權理論與制度造成較大沖擊,因此,應當立足現有著作權基本原理與制度規則對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權問題進行解釋與適用,而菲林案正好為這一研究提供了研究樣本。

三、作品構成要件之再審視:“以人類作者為中心”標準的合理性探究

在菲林案中,原告主張其系《影視娛樂行業司法大數據分析報告——電影卷·北京篇》一文著作權人,而案外第三人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在被告網絡平臺上發布被控侵權文章,且被告在發布文章的過程中刪除了文章的署名及其部分內容,對此,原告要求其承擔侵權責任。被告則抗辯認為涉案文章系通過法律數據庫自動生成完成,并非是原告的智力勞動創作,因此,主張該文章不具備獨創性且不屬于著作權法保護范圍。法院在對法律數據庫自動生成的報告以及涉案文章進行勘驗后認為,一方面,涉案文章中的圖形部分是不同數據的選擇、軟件選擇或圖形類別的選擇所致,不具備獨創性,不構成圖形作品;另一方面,涉案文章的文字部分經與法律數據庫自動生成的報告比對后發現并不相同,對此認定文字部分由原告獨立創作,構成文字作品,最終法院判定被告構成侵權。在勘驗過程中,法院對法律數據庫自動生成的分析報告是否構成作品及其作品的歸屬這一問題進行了進一步分析,認為:第一,獨創性判斷標準須采用客觀判斷標準,主張法律數據庫生成報告在數據的選擇、判斷、分析上具有獨創性;第二,強調作品構成要件中的作者因素,認為著作權法保護的是自然人的作品,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應為智力成果,需由自然人創作產生,而生成報告的生成過程系法律數據庫使用者輸入的關鍵詞與算法、規則和模版結合形成,并非創作,因此認定其不構成作品。該案法律適用的思路清晰、邏輯嚴謹,但法院在獨創性判斷過程中并沒有考慮獨創性對作者身份主體的限定問題,而實質上,以人類作者為中心的理念貫徹于作品構成要件判斷標準的始終,獨創性與智力成果要件對作品來源具有限定作用,這一點在區分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問題時顯得尤為重要。

(一) 獨創性判斷標準中的人類作者理念

無論從人格權體系或版權體系來看,著作權法的獨創性判斷標準始終設定了以人類作者為中心的理念,只是這種理念在多數作品由人類創作的情況下并非明顯。具體地說,兩種體系均將獨創性分為獨立性和創造性兩個維度,在判斷獨創性時需確定作品是否由作者獨立創作以及創造性高度的問題。在大多數作品由人類作者創作的前提下,對獨立性的認定更加關注于獨立創作這一行為,即作品是否由作者獨立創作,而不再過多考慮作者本身是否是人類。比如在德國法中,對獨立性的認定即要求對于已有作品而言,創作必須具有不同的個性[23]26,必須是獨立創作,而非抄襲或模仿[24]。與此相類似,美國版權法上具有代表意義的Feist案也指出作者獨立創作的重要意義。同樣,我國對獨立性的認識即要求作品由作者獨立創作完成[25][26]21,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在審理作品獨創性問題時會考慮作品的表現形式是否由作者獨立完成且不同于公有領域已存在或他人在先作品。因此,在以人類作者為中心的作品觀下,作品由作者所創作的理念始終存在,著作權法已經預設了該創作行為由人類完成,所以,對獨立性的判斷更加關注作品是否是作者獨立創作這一事實,以便與抄襲、模仿等行為以及巧合作品等情況相區別。但相反,當作品來源不再單純由人類創作時,在獨立性認定過程中強調人類作者身份以指明創作行為由人類完成,這對界分人類作品與人工智能生成物尤為必要。在菲林案中,法院針對法律數據庫生成報告文字部分的獨創性判斷問題認為,“該報告體現出對相關數據的選擇、判斷、分析,具有一定獨創性”。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數據的選擇是通過人類對數據庫設定關鍵詞完成,但最終生成物卻難以解釋為由人類獨立創作完成。

① 參見Feist Pubs., Inc. v. Rural Tel. Svc. Co., Inc., 499 U.S. 340 (1991)。

② 參見馬琦訴樂山市文化廣播影視新聞出版局、唐長壽著作權權屬、侵害著作權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案件年度報告(2015)》。

(二) 智力成果要件中的作者理念

在一般情況下,“獨創性”和“可復制性”多被認為屬于作品的實質性構成要件[25],這往往忽略了作品概念中智力成果以及文學、藝術或科學領域等形式要件的限定作用。智力成果構成要件排除了非人類智力活動所完成的作品,將作品限定為自然人所創作,而“文學、藝術、科學領域”要件進一步將作品與技術成果分離,以保護一小部分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由于多數情況下作品由人類完成,獨創性、可復制性在認定是否構成作品時往往更受重視,但當作品不再單一地由人類創作時,智力成果要件就成為了劃分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與一般生活中所稱作品界限的重要標準。具體地說,《著作權法》實質上是“著作權人的法”,《著作權法》所保護的客體是人的智力成果,是由人的智力活動所創作,而對不屬于人類所創作的智力勞動成果,則不應當受到著作權法保護。從人工智能的定義來看,無論是強人工智能還是弱人工智能,均是指機器模擬乃至超過人類的智能,而絕非真正的人的智力,因此,難以受到著作權法保護。德國《著作權法》第2條第2款就規定:“本法意義的作品僅指個人的智力創作”,結合第1款對作品的列舉式規定,德國《著作權法》所保護的作品必須是屬于文學、科學藝術領域的個人智識創作。而對個人智識創作首先應以人的行為為前提條件,以區分機械性產品、單純的自然產物以及動物活動結果[23]25。類似地,美國版權局在審查作品注冊登記時也認為,作品必須由人類創作,著作權法只保護“在思想的創造力”中發現的“智力勞動成果”,著作權法僅限作者獨創的知識觀念,對于缺乏作者的作品不具有可版權性。因此,一般來說,僅應用算法、規則和模版所生成的結果,并非人類通過智力活動所完成的智力成果,不應當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人的創作行為可以借助機器完成,此時盡管機器最終生成了作品,但是作品的創作思想來源于人類,機器僅具有工具屬性,必須根據人類的意志表達作品的內容或者成為作品的載體,并未實質參與作品的創作過程且對作品的創作具有實質性貢獻,比如,借助計算機軟件創作的文字作品、攝影作品等。而回顧本案,法律數據庫并未作為“工具”使用,勘驗結果表明,生成報告是由人通過設置檢索條件中的關鍵詞與審判日期,并點擊“可視化”所得,其中人的行為僅為簡單的輸入指令,而生成的報告是人工智能根據指令與算法、規則和模版結合的結果,因此,很難認定生成報告由人類創作完成?!凹词谷斯ぶ悄苌晌餄M足獨創性條件,但由于其并非自然人創作,在現有著作權法理念下也難以被認定為作品?!?sup>[27]此外,法院在判決書中也明確指出是機器“創作”了分析報告。

① 參見USCO:Compendium of U.S.Copyright Office Practice(Third Edition), 2017:4, 17。

四、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性質認定

在人工智能運行過程中,人與人工智能的關系決定了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構成作品以及作品歸屬的問題。在弱人工智能情形下,人類通過發出指令、設置限定以控制人工智能并自動生成成果,此時,人與人工智能的關系仍然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系,但相比于普通機器,人工智能具有更加強大的算法、規則與模塊,可能參與甚至替代人類的創作過程。而這種由弱人工智能參與創作或直接完成的生成物需要根據人類是否實際參與作品的創作過程以認定其法律性質。在強人工智能階段,人工智能能夠像人類一樣進行思考,并且實際參與了生成物的創作過程,解決該問題首先要在哲學層面明晰人與人工智能究竟是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抑或仍是主客體關系。

(一) 弱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性質認定 1. 弱人工智能代替人類創作的情形

弱人工智能代替人類創作常見于人類通過輸入相關指令以啟動或控制人工智能實現自動“創作”的情形。在菲林案中,人類通過輸入關鍵詞并點擊“可視化”即自動生成法律報告,在此期間,人類僅是通過輸入關鍵詞為人工智能的“創作”限制了范圍以及通過點擊“可視化”向人工智能發出“創作”指令,除此之外,并未對生成報告內容的形成做出實質性貢獻,因此,不應當認定該報告由人類創作。對此,法院認為:“軟件用戶僅提交關鍵詞進行搜索,應用‘可視化’功能自動生成的分析報告亦非傳遞軟件用戶思想、感情的獨創性表達,不宜認定為創作行為?!迸c之相反,在近期發生的深圳騰訊計算機有限公司訴上海盈訊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權侵權案中,原告開發的智能寫作輔助系統軟件所創作的文章被法院認定為法人作品,并指出該作品能夠體現人類智力活動之處在于原告對智能寫作輔助系統軟件在數據輸入、觸發條件設定、模版和語料風格的取舍上的安排與選擇,而該智力貢獻由原告公司內各主創團隊分工完成。由此可以發現,兩個法院對人工智能運行前人類的參數選擇、指令設置等行為是否構成人類的智力創作活動尚存在分歧。

② 參見深圳南山區人民法院(2019)粵0305民初14010號民事判決書。

此外,從比較法視野來看,對此類情形具有借鑒參考意義的制度系英國、愛爾蘭、新西蘭等英聯邦國家規定的計算機生成作品規則。以英國《版權法》為例,該法承認了在無人類作者環境下計算機生成物的作品地位,并規定了計算機生成作品的作者為對作品創作進行必要安排的人,同時排除了計算機生成作品上的精神權利。對計算機生成物進行著作權保護的原因在于,盡管機器無法且不需要被激勵去從事創作,但是編程者需要被激勵去創作算法,版權法通過賦予做出努力的利益相關者(包括但不限于編程者、終端用戶等)一種公平的回報,以激勵創新者持續研發代碼且產生新的創作[28]。但也有不同觀點認為,計算機生成作品條款并非解決人工智能著作權的有效路徑,因為該條款與歐盟法不兼容且難以解釋獨創性等問題[29]。

③ 英國《版權法》第9條第3款、愛爾蘭《版權法》第21條(f)款、新西蘭《版權法》第5條第2款、南非《版權法》第1條(h)款等均規定了計算機生成作品。

④ 參見英國《版權法》第9條第3款、第78條、第81條、第178條。

2. 弱人工智能參與人類創作的情形

弱人工智能參與人類創作的情形多見于通過機器輔助人類創作行為以增強作品的觀感效果。以當下流行的手機AI拍照技術為例,傳統攝影作品的獨創性體現在攝影師對拍攝角度、距離、光線等富有個性化的選擇,以及對構圖的安排和照片后期處理等方面[26]100。與一般的攝影作品相比,AI拍照的原理是運用神經元處理器通過大量的數據訓練以實時識別人像與背景,突出人像、虛化背景,并根據人臉膚色進行智能面部補光,根據面部三維信息進行更自然的美膚處理;同時還對海量圖片深度學習,在典型的自拍場景中運用最優的拍攝參數,自動調整畫面飽和度、對比度、銳度、加強色彩調優[30]。人類通過AI拍照技術完成的攝影作品實質上可以視為由人類和人工智能共同參與創作的情形。一方面,人類對拍照的角度、距離、構圖安排等方面作出了智力貢獻;另一方面,AI技術優化了照片的細節方面。但這也意味著能夠體現作者個性和智力創造的空間受到限制,作者僅能在拍攝角度、距離、構圖安排等方面做出獨創性的選擇,而其他比如光線調整、后期處理等方面將由AI算法所完成。盡管AI完成了部分本應體現作者獨創性的內容,但作為算法與數據的產物,該部分難以得到保護,且在拍攝角度、距離、構圖等方面無法代替人類,若人類在上述方面的選擇能夠體現其獨創性,則該照片仍然可以認定為作品。

歸納上述兩種情形并從我國《著作權法》角度分析,決定弱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構成作品的重要參考標準應當是判斷人類是否實際參與生成物的創作過程。就第一種情況而言,筆者認為自然人并未實際參與人工智能的“創作”過程,生成物并非由人類創作,因此不構成作品;相反,若作者實質參與了人工智能的創作活動,盡管人工智能“創作”部分是算法的結果而不受著作權法保護,但由作者創作并體現其獨創性的內容仍然應該認定為作品并受到保護。

(二) 強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性質認定

強人工智能是具備與人類同等智慧乃至超越人類的人工智能,其表現出正常人類所具有的所有智能,但在倫理學上,這并非意味著強人工智能就等同于人類。強人工智能是人類對未來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一種美好期待,但能否實現尚待時間檢驗。強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權問題研究的前提應基于人與強人工智能的哲學與倫理關系展開,以明確兩者究竟應仍為人與物的關系還是應當打破目前以人類為核心的法律倫理規則而制定以自然人與人工智能相適應的法律規范。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出發認識主客體關系,主體始終是從事實踐與認識活動的人,是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結合,而客體則是被主體納入實踐與認識活動的外部客觀事物。人的勞動是價值的唯一來源,人工智能是人類的勞動成果并屬于勞動工具范疇[31],不能獨立獲得主體性[32]。從康德哲學的“主客體統一認識論”和“人是目的”視角分析,無論人工智能發展到什么階段,都只能作為客體和工具對待,而無法享有與人一樣的平等主體地位[33]。因此,在當前以人類為中心的哲學與倫理體系下,強人工智能將仍處于客體而非主體地位。相反,一旦突破現有哲學與倫理規則承認強人工智能的法律主體地位,首當其沖是給傳統法學基本理論帶來影響,相比之下,著作權制度所遭受的沖擊可以忽略不計,屆時,著作權法也將會隨著一般法的改變而做出調整。從現行《著作權法》來看,著作權制度是圍繞人類為中心的立法構造,《著作權法》實際上是“著作權人的法”。在此前提下探討強人工智能的著作權保護問題只能將強人工智能作為權利客體對待,由此,該問題又回歸到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由人類獨立創作完成且屬于人類智力成果的問題上?!吨鳈喾ā繁Wo的是自然人的智力成果,強人工智能生成物顯然無法認定為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

五、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權保護路徑研究

廣義的著作權包括狹義的著作權與鄰接權制度,人工智能生成物無法認定為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并不妨礙通過鄰接權進行保護?;仡櫡屏职?,法院盡管認為由法律數據庫所生成的分析報告不構成作品,但指出分析報告凝結了軟件開發者和使用者的心血,具有傳播價值,不應直接進入公有領域,相反,應當賦予軟件使用者一定的權益保護,以激勵軟件使用者的使用和傳播行為。從著作權法來看,鄰接權是保護“使用者一定權益”的最佳方式。

(一)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鄰接權保護模式

保護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價值追求與鄰接權制度的基本理念相適應?!班徑訖嗍且磺袀鞑プ髌返拿浇樗碛械膶S袡?,或者把那些與作者創作的作品尚有一定區別的產品、制品或其他既含有思想的表達形式,又不能被稱為作品的內容歸入其中?!?sup>[34]鄰接權產生的主要原因是某些有價值的非物質勞動成果由于獨創性不夠而無法受到狹義著作權的保護[26]267。將與作品有一定關聯但不構成作品,且須通過財產權加以保護的無形勞動成果納入鄰接權客體范疇可能是未來著作權法的發展方向[26]272。具體地,人工智能生成物滿足鄰接權保護的特點:第一,生成物因沒有人類參與或參與度較低導致無法構成作品;第二,生成物屬于有財產價值的無形勞動成果;第三,生成物凝結了人工智能開發者、所有者及使用者的的智慧和心血,具有傳播價值,需要保護傳播者的利益,這與鄰接權制度保護傳播者利益的基本理念一致。目前,學界已經提出了設立數據處理者權[12]、人工智能創作投資者權[14]等新型鄰接權權利類型的觀點以保護人工智能生成物。

鄰接權制度的擴張趨勢為人工智能生成物納入著作權法保護范疇創造了機會。對作品傳播者的各類權利提供全面保護,是鄰接權制度發展的重要趨勢[35]。世界上諸多國家或地區已經擴大了鄰接權的客體范疇,比如,歐盟頒布的《數據庫法律保護指令》將數據庫作為鄰接權的權利客體,歐盟各國也在國內著作權法中設立數據庫制作者權以作回應;德國《著作權法》將照片、遺留作品、科學出版物等納入鄰接權客體;意大利《著作權法》更是規定了舞臺布景設計權、工程設計圖權等鄰接權類型。人工智能生成物作為一種不構成作品但是仍需通過財產權形式保護其傳播價值的無形勞動成果,鄰接權客體類型擴張趨勢正好為其保護帶來了契機。但是,我國鄰接權制度采用封閉式立法構造,既未設立與人工智能生成物相關或類似的客體類型,又未提供兜底規則以應對技術發展對不構成作品但具有傳播價值的無形財產進行保護,若須選擇鄰接權模式保護人工智能生成物,尚待《著作權法》的進一步完善。

① 參見德國《著作權法》第87a條至第87e條、法國《知識產權法典》第L.341條至第L.343條。

② 參見德國《著作權法》第70條至第72條。

③ 參見意大利《著作權法》第86條、第99條。

(二) 競爭法視角下人工智能生成物的過渡保護模式

《反不正當競爭法》為人工智能生成物相關主體的權益提供附加保護。在人工智能生成物的鄰接權保護模式有待立法完善的情況下,可從反不正當競爭法上尋求救濟,為不構成作品但是仍具有保護價值的無形財產提供過渡保護?!斗床徽敻偁幏ā泛椭R產權專門法之間存在著平行保護關系[36],是相互依托的“附加保護”[37]?!捌湟环矫姘瑢κ袌鱿嚓P競爭秩序的穩定功能,一方面也具有對市場經營者主體合法權益的救濟功能?!?sup>[38]已有司法先例對不構成作品的無形財產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予以保護,如在金庸訴江南著作權及不正當競爭一案中,法院認為,“作品中的人物名稱、人物關系等元素雖然不構成具有獨創性的表達,不能作為著作權的客體進行保護,但是并不意味著他人可以自由、無償、無限度地適用。本案中的作品及其作品元素凝結了原告高度的智力成果,具有極高知名度和影響力……原告作品元素在不受著作權法保護的情況下,在整體上可以受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調整”。最后,法院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一般條款認定被告構成不正當競爭。

④ 參見查良鏞訴楊治著作權侵權及不正當競爭案,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2016)粵0106民初12068號。

人工智能生成物同樣可以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一般條款尋求救濟。當市場上出現了競爭者采用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手段從事人工智能生成物傳播、交易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時,為維護公平競爭的商業道德和交易秩序,可以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予以規制。具體而言,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一般條款的適用規則分析,人工智能生成物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一般條款的條件如下:第一,法律并未對人工智能生成物傳播、交易等過程中的競爭行為做出特別規定;第二,經營者在傳播、交易人工智能生成物的過程中,使得人工智能的所有者、使用者等相關主體的合法權益遭到實際損失;第三,這種傳播、交易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行為因違反誠實信用原則而具有不正當性或者可責備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相關權益主體尋求《反不正當競爭法》救濟的前提是與侵權人具有競爭關系,且人工智能生成物已投入市場經營。而對于非競爭關系的使用行為,如個人使用等情形,難以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進行規制,此時,人工智能生成物仍應當進入公有領域并成為社會的共同財富。

①《反不正當競爭法》一般條款的使用規則:第一,法律對該種競爭行為并未作出特別規定;第二,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確因該競爭行為受到實際損失;第三,該競爭行為因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和公認的商業道德而具有不正當性或者可責備性。參見《最高法院公報》案例:山東省食品進出口公司、山東山孚集團有限公司、山東山孚日水有限公司與青島圣克達誠貿易有限公司、馬達慶不正當競爭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1065號民事裁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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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opyright Protection Path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Concurrent Comment on the First Case of Copyright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HE Peiyu , JIANG Qimeng     
Schoo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ongqing 400054,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brought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opyright system. Taking the first case of copyright in AI products as an example, we reexamine the criteria of works to find that the criterion of originality always presupposes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centered on human author, while the elements of intellectual creation are the important standard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AI products constitute the works in the sense of copyright law. Judged from whether humans actually participate in the creative process of works, the majority of AI products do not constitute works. However, protecting the value pursuit of AI products is compatible with the fundamental ideas of related right system, and also the expansive trend of related right provides the chance for AI products to be included in its protection scope. Legislation can enlarge the type of rights and objects to provide necessary protections for AI products. At the current stage, competition law also can offer a certain degree of transitional protection for stakeholders of AI products.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pyright law    originality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    related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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